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
晚来天欲雪 排骨小火
2010/01/09 23:40 | Author:
关于舅太爷王秉文先生的故事，在我们儿时听三太爷、姑奶奶和爸爸妈妈经常说起，但都是零星断片，对于他在国军中的真实身份，以及后来“起义”投诚成为四川省政府“参事”的那段历史，我一直充满好奇。
我小时候跟王秉文太爷的兄弟王国山太爷打交道比较多。当时三太爷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的身体还很硬朗，甚至可以说是，俊朗。三太爷总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笔挺的身材，高高的鼻梁，双眼炯炯有神，很帅！别看舅太爷站出来比当时一般的退休干部更像退休干部，可舅太爷家里穷得响叮当，几个儿子的境况都不太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经常赶早摸黑地出去给人家红白喜事送锣鼓唢呐作营生。我听父母说，三太爷年轻时陪自己的弟弟王秉文去黄埔军校读书，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当了团长，但解放前夕，由于担心自己在家乡的妻小，自顾自跑回家来，只到了长沙，就遇上程潜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他一到家就被抓了现行反革命了，家里的财产都被抄了，一直养尊处优的太太和儿子们，病的病，死的死，活下来的也是四体不勤，连养活自己都难，在集体中又受到排挤，从此生活一落千丈。奶奶还记得，我爸出生办十朝酒的时候，三太爷的太太还来吃酒了的，爸爸在农历八月里出生，那时的王太太穿一袭茄色的腊梅装（旗袍），还戴了狸毛披肩，好贵气的咧！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三舅太爷（王国山）曾经让我帮他整理一段史料，是关于他和他的兄弟王秉文在黄埔军校的经历，以及后来参与淞沪会战的抗战历史。他要把这个材料递给县政协，希望政府可以给一些补贴。在三太爷的讲述中，他多次提到了宋希濂，也提到了孙殿英，当然偶尔还提到蒋中正……可惜当时我太不专心了，三两下给老人家应付了一篇材料递上去，后来还果真拿到了八十多块钱一个月的补贴，可惜舅太爷没能享受多少年就已经过世了，但那几十块钱对于老人家并没有那么重要，最让他安慰的是，自己的一生，不是百分百地打成反革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经的抗日经历还是得到了政府的认同。
王国山舅太爷回到了家乡，历经磨难，成为一介草民，活到八十八岁，清贫而平静地度过了余生。而王秉文舅太爷，不知在解放前的哪一年回来过，此后直到1988年才又回到家乡，有专门的小汽车接送，住的是当时县里最好的招待所，在省和县统战部门的陪同下，在老屋匆匆驻足，又去参观了当时县里最为骄傲的工程——马迹塘低水流电站。当时妈妈作为亲人的代表参加了全程的陪同，姐姐也有幸和舅太爷握手、聊天，后来还书信联络。而我在学校出不来，只听妈妈和姐姐讲得我心驰神往去不成好生遗憾。
当然，这一次，也是兄弟俩最后的会面。王国山舅太爷大约在1994年过世，而王秉文舅太爷，家里人是在1998年，在一个报纸的中缝里，看到了他的讣告。
几年前，姐姐去成都出差时，去看望了舅太爷的遗孀和儿孙，太奶奶已经是八十八岁高龄，是一位很知性很和蔼的老太太，穿着卡其布衫，朴素却精致。看到姐姐，热泪止不住流下来。其实，这位桃江人的儿媳妇，平生只到过一次桃江，只见过一次我的曾祖母，也就是她丈夫的姐姐。然而，如今，亲人故旧相继离世，见到他们的后人，怎不感念在心，哪忍得涕泪零落。
我一直喜欢跟长辈们打听一些过去的事情，妈妈说，你光打听没用，你得写出来。是啊，我也想写出来，可活着活着也已经这老大不小了，落笔却成不了像样的文章，心里好生惭愧。
今天闲来无事又在网上搜索，查得关于舅太爷的史料两篇，一是“黄埔军校第7期湖南学员名录”，其中“王秉文，字明德，入学年龄19岁，通讯地址：湖南益阳桃江镇正街尹复顺转三里长江村学堂湾，可见舅太爷所处的年代，邮政还只能传到县城，桃江镇也没有几条正式的街道，就叫“正街”，“三里”据说是国民党时期桃江县治的行政区划分方式，相当于现在的三区；这位叫尹复顺的，估计是在县城里做生意的乡邻吧，长江村有很多姓尹的，不知道是现在谁家的祖上；好在学堂湾这个名字还是没有变……岁月流转啊，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片段里，斗转星移多少事啊！
另一篇是一个叫陈康黎的人写的一篇文章——《宋希濂集团在湘鄂川的扩军和覆灭》，在文中有两段提到了王秉文：
“我逃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在第四补区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商业银行楼上见到罗文山和他的副司令谢某，他们正在筹商领取黄金白银事宜，原来这时联勤总部对各军的经费一律折发黄金白银。在大客厅内，还有绥署物资供应处处长王秉文、绥署高参室主任向贤矩等。王秉文是在恩施撤退前由恩施飞重庆筹购物资的(宋希濂曾指示罗文山在重庆由军费内拨给5亿元银币抢购物资运送到恩施作长期打算，此事即由王具体运作)，我和王很熟，便问他：“事到如今，你的物资供应处怎样办?”他说：“一切都完了，我也不准备再走了；共军到了，我转回贵阳老家。你怎么办?”我说：“我们能到的地方共军也能到。我决定不走了。”
途中，我又遇见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和他的军需处长黄济民，我问陈的病好了没有及他什么时候回军?陈苦笑着说，还回什么军，让他们干吧。说完，二人便匆匆走了。后来陈将该军的经费抓走了一部分，然后携着妻女飞逃到了香港。随后，我又碰着但衡今，但对我说，陈走前曾以500元银洋相赠但他没有收。我说，这是你的清高，如果是因为你曾向宋推荐他任鄂省主席，送这点款那就太浅薄了，事虽未成但总算有这回子事。他又说，总是有钱的好，朱鼎卿花10条金子包一架飞机让他妻子载着大批黄金飞逃香港，这还不是钱能通神嘛!
这天晚上，我又在大梁子遇着朱心持。朱从长沙转逃到重庆后即在国防部任少将部员，他说：“不能再跑了，国防部有命令，不愿走的每人发给资遣费黄金二两，明天就去领。”他问我怎样打算?我说坚决不走，共产党广播的八项注意，不会说了不算的。
第二天，我又碰着向贤矩，就便向他探听宋希濂的行踪。向说，宋已来到重庆附近，并见到了总统(蒋介石)，其他情况就不知道了。他还对我说，罗文山到重庆后，终日跑后勤总部洽领边区绥署军事经费(据说连日领到了大批黄金白银)，我去看他未遇，他的妻子在为他看守刚领到的一批黄金白银及金元券、银元券等。
走投无路求自首
国民党退出重庆后，重庆空了两天城，街上关门闭户，行人稀少，看不见汽车和人力车。我换上便装到街上，表面上很安逸，但内心却像热锅上的蚂蚁。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我跑到重庆市公安总局自首登记，同时还交了一支加拿大手枪，在交待职务时只承认是高参，不敢坦白是四川彭水警备司令。这时，我还隐藏了长短枪五六支，之所以不敢上交，是怕公安局追查一个高参携带这么多枪支的原因(这些枪支后来我都分解拆卸、分批扔在重庆四德里的大厕所和街道的阴沟内了)。
不久，上级安排我到二野政治部学习一个月。在这期间，突然接到原绥署总务处长王秉文自歌乐山写来的信。王信表面上是向我索要棉被、扑克，实质却是要诓我上山，如不理睬，他们就会向解放军报告我的真实身份。我左思右想后，决定离开重庆，于是，便向二野政治部申请准予回汉口家乡。
宋希濂被俘
离开重庆之前的一天，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有关宋希濂被俘的报道。原来宋希濂率残部经泸州西窜偷渡长江时为解放军所围歼，其后，宋藏匿于一山上之神庙中，解放军搜寻至此时，发现庙中佛龛帏帐无风飘动，一查，宋即举双手从佛像后走出；问其身份，宋答以军需、书记人员，但观其行态，大有可疑；后解放军集合俘虏，要他们坦白身份，宋当时神态不自然，由此被解放军查出。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四辑，本文作者陈康黎)”
完整阅读《宋希濂集团在湘鄂川的扩军和覆灭》
我小时候跟王秉文太爷的兄弟王国山太爷打交道比较多。当时三太爷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的身体还很硬朗，甚至可以说是，俊朗。三太爷总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笔挺的身材，高高的鼻梁，双眼炯炯有神，很帅！别看舅太爷站出来比当时一般的退休干部更像退休干部，可舅太爷家里穷得响叮当，几个儿子的境况都不太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经常赶早摸黑地出去给人家红白喜事送锣鼓唢呐作营生。我听父母说，三太爷年轻时陪自己的弟弟王秉文去黄埔军校读书，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当了团长，但解放前夕，由于担心自己在家乡的妻小，自顾自跑回家来，只到了长沙，就遇上程潜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他一到家就被抓了现行反革命了，家里的财产都被抄了，一直养尊处优的太太和儿子们，病的病，死的死，活下来的也是四体不勤，连养活自己都难，在集体中又受到排挤，从此生活一落千丈。奶奶还记得，我爸出生办十朝酒的时候，三太爷的太太还来吃酒了的，爸爸在农历八月里出生，那时的王太太穿一袭茄色的腊梅装（旗袍），还戴了狸毛披肩，好贵气的咧！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三舅太爷（王国山）曾经让我帮他整理一段史料，是关于他和他的兄弟王秉文在黄埔军校的经历，以及后来参与淞沪会战的抗战历史。他要把这个材料递给县政协，希望政府可以给一些补贴。在三太爷的讲述中，他多次提到了宋希濂，也提到了孙殿英，当然偶尔还提到蒋中正……可惜当时我太不专心了，三两下给老人家应付了一篇材料递上去，后来还果真拿到了八十多块钱一个月的补贴，可惜舅太爷没能享受多少年就已经过世了，但那几十块钱对于老人家并没有那么重要，最让他安慰的是，自己的一生，不是百分百地打成反革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经的抗日经历还是得到了政府的认同。
王国山舅太爷回到了家乡，历经磨难，成为一介草民，活到八十八岁，清贫而平静地度过了余生。而王秉文舅太爷，不知在解放前的哪一年回来过，此后直到1988年才又回到家乡，有专门的小汽车接送，住的是当时县里最好的招待所，在省和县统战部门的陪同下，在老屋匆匆驻足，又去参观了当时县里最为骄傲的工程——马迹塘低水流电站。当时妈妈作为亲人的代表参加了全程的陪同，姐姐也有幸和舅太爷握手、聊天，后来还书信联络。而我在学校出不来，只听妈妈和姐姐讲得我心驰神往去不成好生遗憾。
当然，这一次，也是兄弟俩最后的会面。王国山舅太爷大约在1994年过世，而王秉文舅太爷，家里人是在1998年，在一个报纸的中缝里，看到了他的讣告。
几年前，姐姐去成都出差时，去看望了舅太爷的遗孀和儿孙，太奶奶已经是八十八岁高龄，是一位很知性很和蔼的老太太，穿着卡其布衫，朴素却精致。看到姐姐，热泪止不住流下来。其实，这位桃江人的儿媳妇，平生只到过一次桃江，只见过一次我的曾祖母，也就是她丈夫的姐姐。然而，如今，亲人故旧相继离世，见到他们的后人，怎不感念在心，哪忍得涕泪零落。
我一直喜欢跟长辈们打听一些过去的事情，妈妈说，你光打听没用，你得写出来。是啊，我也想写出来，可活着活着也已经这老大不小了，落笔却成不了像样的文章，心里好生惭愧。
今天闲来无事又在网上搜索，查得关于舅太爷的史料两篇，一是“黄埔军校第7期湖南学员名录”，其中“王秉文，字明德，入学年龄19岁，通讯地址：湖南益阳桃江镇正街尹复顺转三里长江村学堂湾，可见舅太爷所处的年代，邮政还只能传到县城，桃江镇也没有几条正式的街道，就叫“正街”，“三里”据说是国民党时期桃江县治的行政区划分方式，相当于现在的三区；这位叫尹复顺的，估计是在县城里做生意的乡邻吧，长江村有很多姓尹的，不知道是现在谁家的祖上；好在学堂湾这个名字还是没有变……岁月流转啊，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片段里，斗转星移多少事啊！
另一篇是一个叫陈康黎的人写的一篇文章——《宋希濂集团在湘鄂川的扩军和覆灭》，在文中有两段提到了王秉文：
“我逃到重庆的第二天便在第四补区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的商业银行楼上见到罗文山和他的副司令谢某，他们正在筹商领取黄金白银事宜，原来这时联勤总部对各军的经费一律折发黄金白银。在大客厅内，还有绥署物资供应处处长王秉文、绥署高参室主任向贤矩等。王秉文是在恩施撤退前由恩施飞重庆筹购物资的(宋希濂曾指示罗文山在重庆由军费内拨给5亿元银币抢购物资运送到恩施作长期打算，此事即由王具体运作)，我和王很熟，便问他：“事到如今，你的物资供应处怎样办?”他说：“一切都完了，我也不准备再走了；共军到了，我转回贵阳老家。你怎么办?”我说：“我们能到的地方共军也能到。我决定不走了。”
途中，我又遇见一一八军军长陈希平和他的军需处长黄济民，我问陈的病好了没有及他什么时候回军?陈苦笑着说，还回什么军，让他们干吧。说完，二人便匆匆走了。后来陈将该军的经费抓走了一部分，然后携着妻女飞逃到了香港。随后，我又碰着但衡今，但对我说，陈走前曾以500元银洋相赠但他没有收。我说，这是你的清高，如果是因为你曾向宋推荐他任鄂省主席，送这点款那就太浅薄了，事虽未成但总算有这回子事。他又说，总是有钱的好，朱鼎卿花10条金子包一架飞机让他妻子载着大批黄金飞逃香港，这还不是钱能通神嘛!
这天晚上，我又在大梁子遇着朱心持。朱从长沙转逃到重庆后即在国防部任少将部员，他说：“不能再跑了，国防部有命令，不愿走的每人发给资遣费黄金二两，明天就去领。”他问我怎样打算?我说坚决不走，共产党广播的八项注意，不会说了不算的。
第二天，我又碰着向贤矩，就便向他探听宋希濂的行踪。向说，宋已来到重庆附近，并见到了总统(蒋介石)，其他情况就不知道了。他还对我说，罗文山到重庆后，终日跑后勤总部洽领边区绥署军事经费(据说连日领到了大批黄金白银)，我去看他未遇，他的妻子在为他看守刚领到的一批黄金白银及金元券、银元券等。
走投无路求自首
国民党退出重庆后，重庆空了两天城，街上关门闭户，行人稀少，看不见汽车和人力车。我换上便装到街上，表面上很安逸，但内心却像热锅上的蚂蚁。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我跑到重庆市公安总局自首登记，同时还交了一支加拿大手枪，在交待职务时只承认是高参，不敢坦白是四川彭水警备司令。这时，我还隐藏了长短枪五六支，之所以不敢上交，是怕公安局追查一个高参携带这么多枪支的原因(这些枪支后来我都分解拆卸、分批扔在重庆四德里的大厕所和街道的阴沟内了)。
不久，上级安排我到二野政治部学习一个月。在这期间，突然接到原绥署总务处长王秉文自歌乐山写来的信。王信表面上是向我索要棉被、扑克，实质却是要诓我上山，如不理睬，他们就会向解放军报告我的真实身份。我左思右想后，决定离开重庆，于是，便向二野政治部申请准予回汉口家乡。
宋希濂被俘
离开重庆之前的一天，我在《新华日报》上看到有关宋希濂被俘的报道。原来宋希濂率残部经泸州西窜偷渡长江时为解放军所围歼，其后，宋藏匿于一山上之神庙中，解放军搜寻至此时，发现庙中佛龛帏帐无风飘动，一查，宋即举双手从佛像后走出；问其身份，宋答以军需、书记人员，但观其行态，大有可疑；后解放军集合俘虏，要他们坦白身份，宋当时神态不自然，由此被解放军查出。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四辑，本文作者陈康黎)”
完整阅读《宋希濂集团在湘鄂川的扩军和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