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4/06 14:19 | Author:最近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说河南新郑市某公司在国家森林公园里弄了个华夏祖龙的旅游建设项目，该项目5年前就开始了，后因故停工，去年又重新开始。从报道的画面里看，这条祖龙已经基本成形，只是还没完全建成而已。
一堆水泥砌成一条龙的样子，实在没有什么太过特别之处，居然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听说是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审批。当地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说他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东西，这个违章玩意儿完全是企业行为，与他们没有半点干系。
这个企业咋就这样糊涂？在咱们中国，哪个领导不喜欢签字，签字之前领导们当然一定会亲临现场考察一番，顺便吃喝一下，娱乐一下，再拎走一些土特产啥的。好不容易得到了领导的签字，那理所当然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奠基仪式，奠基仪式上毫无列外地得请上当地各个政府部门的领导来，在高价请来的美女模特映衬下，讲上几句“发展才是硬道理”之类的真理，然后轻轻地剪个彩，带走一袋纪念品。当然这时也要花一些叫做“车马费”的小钱，请上几个便宜的媒体记者来拍个照，录个像，在报纸电视上播一下，让广大老百姓知道这个伟大的工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鼓励下终于开工了。莫非这个愚蠢的公司就不懂这些起码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居然胆敢没有得到当地领导的同意就擅自搞了这么个东西，看来是应该好好报道一下，看今后还有那个企业还敢这样糊里糊涂。
不过后来中央电视台采访了这个“糊涂”公司的“糊涂”老总，那个老总看来还是明白一些事理的，事先他请了不少当地的领导去考察，去开研讨会，并且当时也得到了这些当地领导的大力支持。这都有当地政府的文件为证，也有很多领导们参加研讨会或者现场考察的图片为证。不幸的是那些领导们都得了高度传染的健忘症，没有一个记得他们曾经去过那地方考察过，研讨过，更加不记得还为此发过什么文件。如此一来，这个公司看来是麻烦大了，已经投进去的数千万资金必将是血本无归的了。
这也难怪这些当地领导健忘，哪个不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吹牛拍马，不就是为了捞个一官半职，好在老婆孩子面前抬得起头，在同学朋友面前挺得起腰。现在媒体报道这样多，中央又是反腐倡廉抓的紧，万一要是因为这条祖龙给降职了，受处分了，那这余生咋混啊，难道去这祖龙公园守门去？诚信管个鸟用，还是乌纱帽来得实在一些。
依我来看这个公司的老总还是一人扛着这件事情比较好，你把这么多地方领导供了出来，将来如何在这地方混饭吃啊，这些地方领导不把你往死里整才怪呢。如果你一个人扛着，领导们也许会记得你这次舍生护主的英勇行为，或许你将来还有翻身的机会。再说，这次泡汤的钱不全都是国家的吗？你一个人着啥子急吗？咱们国家地大物博，除了给老百姓看病吃饭读书没钱之外，这样的小钱还是亏得起的。
公司最近给我安排了一个培训：由公司一位资深的总监每月给我讲一个主题，通过一对一的沟通方式来提高我对一些管理问题的理解。主题一共有12个，其中一个是“孙子兵法”和现代管理。
看来“孙子兵法”是越来越流行了，连我们的这些外籍老板们都开始研究了，真为我们拥有一位这样的祖先而骄傲。
老外的确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下“孙子兵法”，因为大部分老外都很笨的，不懂得人与人斗的基本方法，更不用提孙子的36计了。老外们居然借了银行的钱不但要还本，而且还要还利息的，根本不像咱们中国企业家们一样，把贷款减去回扣就当成企业的利润了。老外们一定得按照法律去交税，死活就不懂请税务局的同志们去洗浴中心按摩一下，去海鲜酒楼痛饮一下，然后在纳税时再灵活一下。在损公肥私方面，老外们那可以说是胆小如鼠了，连报销个电话费也得乖乖地把私人电话给主动地划掉，要是咱们国企的老总，那是恨不得把一家老小全部生活费用都拿到公司来报销了。
如此愚蠢的老外，如果不好好地学习一下“孙子兵法”，那怎么可能在这残酷的竞争中保全自己，免得自己被对手三下五除二地整垮了之后还不明白输在哪里。
至于我们中国人，我倒是觉得没必要学这个东西了。我们中国人比老外聪明多了，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孙子兵法”。如果再专门花些时间去研究这本书，那就会比孙子还孙子了。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有13亿孙子，或者少说一些，有1亿孙子，那将是如何的人与人斗的壮观场面啊。
不知国外有没有出版过教人学会如何愚蠢的书，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必须好好拿来研究一下，正如老外们要学习“孙子兵法”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多一些诚信，多一些纪律，多一些和谐。少一些孙子兵法，少一些计谋，少一些灵活变通，那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如果老外学啥，我们也跟着学啥，那是自卑的选择，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承认自己的缺点，用行动去改善，那才是自信。
近日从网上看到一条有关深圳的新闻：公安机关公审一批卖淫嫖娼者，围观者约千人。再留意一下照片，那些卖淫嫖娼者都戴着口罩，估计围观者是看不清他们/她们的真实面目的。
我也曾经是个好奇的围观者。第一次是大队里开斗争大会，批斗一位李姓地主。寒冷的冬天里地主夫妇衣衫褴褛，穿着一双草鞋，低着头，胸前挂着一快牌子，牌子上写着：地主分子李XX。名字上面画了个大X，就像后来死刑犯名字上面的那个。大会发言的主要是生产队长，发言的内容我已基本忘记，只记得其中一条是批评这地主夫妇不思悔改，把家肥藏起来不交给集体。
第二次是围观一位犯了流氓罪的医生。那医生被五花大绑，双手捆在身后，胸前照例是块写着名字的牌子，旁边是两位持枪的公安人员。那次围观的人很多，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一为看看这流氓长成啥样，二则看看这场面会有多大。我更多地是对那持枪的公安人员感兴趣，那制服，那大盖帽，还有那枪都让我好奇与羡慕。现在看起来这医生最多也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乱搞男女关系而已，但在文革时候，这可是了不起的丢人的犯罪。
第三次围观是读高中时学校组织的，大约是在1982年，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县城里的不少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穿着喇叭裤，留着八字胡，或者偷人钱财，或者强奸妇女，我们那里给这类人取了个很怪的名字：水老倌。那次公安机关抓了一大批“水老倌”，在我们学校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大部分都给毙了，剩下的听说是发配到了新疆那个不毛之地种庄稼去了。后来我去新疆旅游，发现新疆有不少地方风景优美，不知这是否也有我那些“水老倌”老乡们的功劳。
自此之后，就没有听说或参加过公审大会了，想想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进步。犯人虽然有错，但还是个人，给他们惩罚的同时，多少得留些人的尊严与面子。
却不知深圳公安突然又使出了20多年前的老招。难道这公审能解决当今中国卖淫嫖娼的难题。我看这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我们高超的医术让中国的男人越来越多，而女人越来越少，这么多光棍男人如何解决生理需求，莫非去勾引别人的老婆，抑或强奸别人的女儿。二是因为当下的官员太好色，无论哪个当官的，只要一出事，一定就会被发现作风堕落，包养情人，出入声色场所。官越大，情人年纪越小，数量越多。俗话说的好：“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差异只是当官的用公款，而群众就自费；当官的要求年轻漂亮，而群众只要是女人就行；当官的恨不得天天来，而群众只能偶尔来（哪有那么多钱呀）；当官的有人看门把守，而群众就得冒点风险。三是这卖淫嫖娼是公安机关创收的绝好渠道，每次抓到一对，每人罚款5000，立马就是10000元的收入。如果公安机关动真格的，把这卖淫嫖娼100%给杜绝了，那公安机关的奖金从哪里来，没有了奖金，那谁愿意出生入死地干公安这活呢？
这些道理，他们一定是明白的。
想来想去，我估计是年底到了，他们总得干点事情，要不局长的秘书们如何去写他们的年终总结。
只是苦了那卖淫嫖娼的，还好都戴着口罩。
高中3年应该是我求学18年中最让我怀念的时光了。
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接待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一手摸着我的头，一边感叹道：你个子怎么这么小呀？那时我才1米42的身高，差不多是现在小学五六年级男孩的水平。大约一个月后，不知是啥原因，我们的班主任就换成了一位严厉的上了年纪的男老师。
我们班的同学大都很怕这位新的班主任。一方面是因其严厉，另一方面是因其对我们的检查总是出其不意。记得刚开始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们还以为班主任没有在教室，可以趁机聊天睡觉，或者看看小说杂志，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想法太错了，班主任总是会在某个出其不意的时候，躲在教室后面的窗口那里观察谁在聊天睡觉，谁在看课小说杂志，等到基本看清楚了，他才从教室前面的门进来，然后把那些没有认真学习的同学一个一个地叫到前面站着，直到晚自习结束方可离开。这一招很灵，同学们除了规规矩矩地看书做作业之外，轻易不敢干别的事了。
生活老师更加严厉。如果哪个同学的被子或毛巾没有叠得像解放军的豆腐块那样整齐，那一定会被他扔到宿舍楼外的地上；如果哪个被他发现在该排队的时候去加塞，那一定会被他拎着耳朵抓到队伍外面站上半小时。他的勤奋让我们没有懈怠的机会，每天得老老实实地整理床铺，挂好毛巾，把牙缸牙刷摆成一条线，规规矩矩地耐心排队。毕业后不久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当时我还是很有些伤感，不为他的严厉，而是为他的敬业。
物理老师更是个出奇敬业的人，个子不高，四十来岁却头发花白。每堂课从开始到结束，他总是在不停地讲，不停地写，不停地提问。即使下课的铃声响了，他还是滔滔不绝，并且总是在给我们留下一大堆的课外作业后，才赶在下节课上课铃声响之前匆匆离开。那时大家是挺有些讨厌他的，他的勤劳耽误了我们多少游戏的时间。毕业后每次同学聚会，谈起他时居然丝毫也没有了讨厌的感觉，倒是多了很多尊敬。
第一学年我们就餐时是8人一桌，统一的饭菜。饭是每桌一盒，菜是每桌2至3盘。那米饭虽然已经被分成8份，但厚薄不一，谁先取饭，谁就取了那厚一些的，后来者只好吃薄的了；菜则连分都没分，全看谁吃得快，谁就可以多吃一些。由于这个原因，每次从教室到食堂，大家都是百米冲刺。我个子太矮，哪里跑得过那些牛高马大的同学，但我也有一绝招，吃起来特快，这样我虽然在米饭上吃点亏，但总能在菜上占些便宜。第二年就改成了各自买各自的饭菜，百米冲刺是不必的了，但我这狼吞虎咽的习惯，却再也没有改变过，直到现在，吃起饭来依然给人风卷残云的感觉。
读高中时家境依然不是太好，偶尔还得穿着大姐留给我的衣服，那时还不懂得衣服有男式和女式之分，只要有得穿也就满意。后来有一女同学写作文时说我老穿着女式海军蓝外套，我才明白衣服居然还有男女之分，自此之后我是再也没有穿过女式服装的了。
高中升学考试的英文成绩我不幸地排在全年级倒数第一，每次上英文课是我最痛苦的事，老师讲的东西基本听不明白，提的问题基本无法回答，作业基本靠抄，考试基本靠蒙。英文老师是个细高细高的老头，脾气很好，每次当他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时，我一定会大声回答：没有听明白。他先是叹口气，然后又把刚才的内容重复一遍。他的耐心让我感动，于是把初中的英文课本拿出来，重头自学。每次作业或考试发生的错误就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每天拿出来翻翻，免得下次考试时又错。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高考时我的英文居然考了95分，在全年级也是最高的，以至于上大学后还有一些落榜的同学写信问我学习英文的秘籍。
由于大部分同学都是住在学校，和初中时候相比，同学之间多了很多在一起的机会。除了一起上课之外，还得一起吃饭，一起游戏，一起睡觉，慢慢地各自就有了各自的朋友圈子。我那时候的朋友有四位：二位男同学，二位女同学。我们五个人中不管谁买了什么零食，一定会记得给其他四位留下一份，不管谁遇到了什么困难，其他四位也一定会鼎力相助。那种友谊让我永远永远怀念！可惜的是大学毕业后其中一位女同学没有了消息，绝决的原因是她和我们其中的一位男同学有了一些感情上的误会。不知独自一人远嫁他乡的她现在可好？不知时间有没有带走她曾经的怨尤？不知她是否也会偶尔怀念那段美丽的时光？不知何时才会有五人重聚的机会？
走在大街上，偶尔见到愤怒的群众们东一拳头西一脚地收拾着小偷，心里总会油然而生出一丝庆幸，自己那么漫长的小偷生涯咋就没挨过这揍呢？
总结一下自己10多年的小偷历史，发现那全部是和嘴巴相关。还是4，5岁时，就已经盯上了母亲藏在柜子里用于招待客人的零食（主要是些豌豆，南瓜子，或萝卜干之类的农村土产）。母亲出门前一定会把柜子上锁，但我又总是能搜寻到她藏在家里的钥匙，每次打开柜子，只偷上一点点，尽量不让母亲发现她的家当有啥子变化，这样才能常偷不懈。熟话说得好：家贼难防啊。
稍大之后，就已不满足于只当家贼了，那是邻居家的果树惹的祸。一到秋天，各式水果相继成熟，每次经过人家的果树都得盯上半天。到了晚上，就联络几个伙伴，趁着朦胧月色，爬到人家的果树上偷起了水果。偷人家的东西远比偷母亲的零食来得困难。一般有水果的人家一到水果成熟的季节，就特别地警觉，我们得等到很晚了才能动手，动手时还得蹑手蹑脚，唯恐声响太大，警醒了主人，抑或主人家的狗。
不过智者千虑，总有一失。一个晚上我和两个伙伴去另一同学家的桃树上偷桃，由于我个子不高，就让他们上树摘，我则在树下接。偷到一半，来了另外一伙小偷，没等我们发现，他们就叫开了：有人偷桃啊，有人偷桃啊。听到叫声，树上的两个伙计急忙跳了下来，飞一般跑了。我口袋里满是桃子，哪里跑得过他们，被主人追上。开始是死活不肯承认，可惜争辩之间，有桃从口袋中滚出，弄得我哑口无言，只好乖乖地把偷来的桃子归还给主人。第二天那主人的孩子说要把此事报告给老师，我急中生智，威胁他说：“如果你说我偷了你们的桃，那我就去告你偷了我伯母家的李”。不知那小孩是否真的偷过我伯母家的李子，反正他后来是没去老师那里告我的状了。
上了初中，每天上学就是起早摸黑，这为我的小偷活动带来了便利。一路上人家还在睡觉，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人家的菜园子里摘些黄瓜，菜瓜之类的东西，反正只要可以生吃的东西我都不会放过。如果东西太长，口袋装不下，那就插在腰上，边走边吃。此外，初中学校附近的镇上有不少好吃的东西。那时我父母还没有零钱的概念，父亲的钱又不知藏在哪个角落，只好从家里偷些大米，去小摊上换些零食。
高中时候学习十分紧张，没有太多时间从事小偷这一副业。直到上了大学，才又重操旧业。同室有一青岛籍同学，每次开学就从家里带来各式各样的零食，看到他吃，我是口水横流，但又不好意思张口。于是只好等他上自习时，从他床头的零食堆里取上两颗高粱饴糖或一块饼干。那高粱饴的味道，时至今日还是意味深长，可惜是我后来走遍中国也已无从买到了。
读研究生以后，开始有了些收入，嘴馋时可以自食其力，于是小偷的习惯也就丢了。
感谢上帝，我偷了10多年，居然没有因此被人揍过，也没有因此被警察抓住而至于身败名裂，阿弥陀佛！草草此文，权当是我的忏悔吧！
学校离我们家有10多里地，每天5点半就须起床，然后是匆匆地吃点早餐，匆匆地上路，只有这样才能在7点半前就赶到学校参加早读。母亲则得更早些起床为我准备早餐，偶尔如果母亲起来晚了，我便会大发脾气，责怪她的晚起会让我迟到。到了冬天，早上5点半时天还很黑，母亲不放心我一人去学校，怕我在路上受了惊吓或者遭到狗的追赶，往往会送我一程，直到天有些亮了或遇到了同去上学的其他孩子，才转身回家。
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每走一段就会遇到同去上学的孩子，于是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走起路来也就没了累的感觉。只是遇到下雨刮风的时候，才会觉得路是那么漫长。记得有一次回家路上遇到雷电和大雨，偏又没带雨具，只好在路旁一所被遗弃的房子里睡了一夜，还好，那房子里堆满了稻草，睡在那里感觉很柔软和温暖。
因为考初中的成绩不错，一上初中就当了班长。刚开始时还有点自鸣得意，可没过几天就遇到了麻烦。班主任要我这个班长记录每天有哪些同学违反了纪律，并在放学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上一遍，然后班主任再根据我念的内容处理那些调皮捣蛋的同学。这不是要我当特务吗？这不是要我脱离群众吗？第一次我没有记录，班主任可恼火了，把全班同学留下，并说如果我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出哪些同学违反了纪律，那就全班同学不得回家。我急得哭了半天，见班主任毫不动心，只好乖乖地上去念了1个同学的名字，罪名是上课时偷看连环画。不知这位外号叫“胡汉三”的同学是否现在还对我胸怀恨意？
初中一年级时接连参加了公社和区里举办的作文/数学竞赛，居然接二连三地得了第一名，因此深受老师的宠爱和同学们的崇敬，也给年迈的爷爷带来了些许安慰和快乐。只是这样的成绩没能持续到毕业。因为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的影响，英文成绩一直很差，考高中时才考了29分。除此之外，我对数学的兴趣也因对数学老师的反感而日渐冷淡，数学成绩也一落千丈。至于为何对数学老师心生反感，那是因为我实在不喜欢他一边上课，一边老在抚摸他那油光发亮的八字胡子。
初中的午餐都是在学校解决：从家里带一个饭盆，外加几两大米，早上一到学校就先把米给淘了，然后放进学校专门用来蒸饭的蒸笼里。如果带的是红薯，那就不用饭盆，只要一尼龙袋网上就行。上午第四节课一下课，同学们就争先恐后地飞向蒸笼，生怕别人取走了自己的午餐。菜也是从家里带来的，不外乎是些辣椒萝卜和咸菜之类。老师们则是另有食堂，每每看到他们的伙食，就得使劲地咽下情不自禁的口水。
家里的经济大权在父亲手里，而他又是超级吝啬。为了解馋，我只好偶尔趁母亲不注意时多带些大米，除了用于午餐蒸饭外，另外跑到学校附近的小摊贩那里用米换些包子，粑粑或油条之类的零食。
考高中时，区里派了一位监考老师，另外加上我们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监考。那时正是七月，天气很热，每个人都是唇干舌燥，女监考老师趁机离开考场打擂茶去了，区里来的监考老师也受不了那天气，坐在讲台前昏昏欲睡。我们这帮考生可是乐开了怀，于是有的伸长了脖子，有的翻开了书本，有的传递着纸条。
我虽然英文和数学差点，但其他各科成绩还好，加上监考老师的疏忽导致超水平发挥，也就顺利地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感谢老师，你们的疏忽成就了我的现在！
硕士研究生三年却没能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自是没脸去考博士的了，于是应聘到了南方某市的政府办公室，当了一名公务员。
初来乍到，见到一溜排开的八位正副区长，四位办公室正副主任和一堆正副科长们，深感自己的卑微和计划生育的重要。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刚开始的工作主要就是清洁一下办公室，拎着热水瓶去打几壶开水，或者帮忙装订一下领导们的讲话稿，传递一下文件给各位领导们批阅。听说每一位老同事都是这样过来的，我哪有勇气破了这约定俗成的规矩，反正跑腿也是我的强项。
接下来得开始为领导们写些讲话稿。印象中领导的工作主要是开会，如果不是领导的领导找他们开会，那就是领导找他的下属们开会。虽然吃饭也耗去领导们不少时间，但吃饭往往是在开会之后，因此可以说吃饭只是开会的一个环节而已。因为开会是主要工作，领导们自然很重视这开会时必须的讲话稿，这样我们这些小公务员们也就觉得为领导们写稿子是件荣幸的事情。
为领导写讲话稿不是太难，只是乏味。资料来源不外乎是上至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讲话，下至街道办事处的总结与汇报。反正每次写报告之前，先得看看领导的领导们是如何说的，把握好大方向，政治上得紧跟党中央，如是报告的主要内容就是重复领导的领导的讲话，然后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作些改动，如把“全国”改为“全区”，“各省市自治区”改为“各街道”之类的。
不过也有为难的时候。有时领导们要参加某企业或某项目的庆典活动，在庆典上得讲几分钟，这样才好意思吃人家的海鲜和领取别人派发的纪念品。这种讲话就没有样本可供抄袭，只能全靠自己瞎编了。还有一难就是得不时地强奸一下民意，美化一下革命形势。如“我们的干部队伍整体上是廉洁的，只有极个别同志腐败堕落”；“个体经济高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区政府的英明领导”。反正写这类东西时总是有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感觉。没办法，为了能让嘴巴有所满足，只好先打嘴巴了。
除了写稿子时大家比较忙之外，其他时候我们还是挺悠闲的。看看报纸，讨论一下足球和股票，接着议论一下某某同事。这议论同事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一般是几个人坐在一起，分享一下那些不在场的同事的缺点，这样能让在场的人平添些许自信；或交流一下领导最近的行踪，让别人觉得自己和领导关系蛮好。由于我来的时间不长，大部分时候只是倾听，从倾听中体会他们的心境。
再过一段时间，科长说是我要在政府里混就最好争取入党。申请书我是抄了一份的，只是不会写那个每月一份的思想汇报，虽然曾经绞尽脑汁，但最终是没能编出一份来。入党的事情只好就此作罢，当官的梦也只好就此放弃。
不到两年，我便夹着尾巴离开了，加入到了资产阶级分子比较集中的外企。
六岁的时候，我懵懵懂懂地去了村里的学堂，怀揣着父亲给我的5毛钱学费。
六岁的孩子，对老师充满了敬仰之心，老师的每一句话，远比现在的法律还管用百倍。记得刚上学的时候，老师临时有事要离开教室一会，离开前她交待我们未经请假就不可以离开教室。她刚走一会，我便有了尿意。但老师不在，如何请假？只好憋着，憋着，再憋着，最终也没能憋到老师的到来，便已尿在了裤裆里面。直到后来老师来了，才怯生生地请假回家把那湿透的裤子换掉。从此之后，老师说如果我们要尿尿，即使没有请假也可以离开教室。小学五年，从来没曾主动或被动地争取过什么，除了这唯一的尿尿的权力。
每学期开学，老师总是要我们写一篇新学期的打算。至今我还能记得自己那些信誓旦旦的“三下”文章：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努力下，中国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我们小学生也迎来了新的一学期。在新的一学期里，我决心做到如下几点：
1，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 热爱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地富反外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3， 上午不迟到，下午不早退；
4， 上课不讲小话，不做小动作；
5， 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答问题，回家认真完成家庭作业；
6， 热爱劳动，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活动；
7， 讲究卫生，搞好大扫除；
8， 团结同学，尊敬老师；
9， 爱护公物，不损坏桌椅；
10, 向雷锋同志学习，多做好人好事，拾金不昧；
虽然我那时也不明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更是颇有些滑稽，但那时候老师可是表扬我写的很好很全面。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父亲给我组装的钢笔弄丢了，吓得在学校里哭着不敢回家，怕回去挨父亲的责骂或耳光，我那些同学看我急成这样，于是东凑西凑的给我捐了20个一分的硬币，这20个硬币让我躲过了父亲的责骂，也成了我一生中关于金钱最最温暖的回忆。
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改变了我幼小心灵中对老师的崇拜。那是在四年级的时候，每班要选一位优秀学生参加公社的先代会。平时成绩一贯最好的我自以为老师一定会让我去参加这个先代会的，但结果却是选了个成绩比我差的，我当时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是这个同学的哥哥是个校长。我那深深的失望啊，能与谁人诉说？
还好，一年之后我以全公社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初中，那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郁闷也就终于得以释怀。
我的小学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结束了。
每次车停在那里，总能见到一位背部严重佝偻的老人（完全是90度的弯度），穿着皱皱巴巴的衣服，和一双也很佝偻的皮鞋，一溜小跑地穿行在喷着白烟的汽车中间，兜售5毛一份的报纸。那眼神，左顾右盼地充满着期待，盼望着某一位司机伸出手招呼他过来。
看到他，我总会想起家乡的老人。
那一代老人曾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三年暂时困难，大都饿了个半死；十年文革，天天政治斗争，大都吓了个半死；修公路，筑水库，大都累了个半死；每家都只少5，6个孩子，大都拖了个半死。
可如今，他们老了，带着无边的伤痕和疾病！
东生伯娘虽然养大了4个女儿和3个儿子，最终却是孤独地喝了一瓶农药，孤独地离去；7个孩子的母亲，这是怎样的结局？我那同学呢，他不是她最最疼爱的幺儿子吗？为什么没有陪伴他妈妈，在她最孤独的时候？据说那时他身在遥远的海南，小小翼翼地躲避着城管的追赶，偷偷地卖着烧烤和麻辣。
雪伯伯也走了，听说从来没去过医院，只是依靠生命的本能，和疾病抗争了好几个年头，最终是无力地投降。儿子是没钱，女儿呢，女儿不是多少有些钱的吗？唉，女儿的女儿正上着大学，哪里还有钱给老人看病？
是谁，让他们暮年如此凄凉！更甚于这眼前弯腰快步疾行的老人。
听说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无奈。
难道不去南方打工挣钱，只是在家陪着年迈的父母聊天？难道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部送给医院，去挽救一个不可能不离去的老人？
那谁来挣钱养活孩子？那谁来支付这日益昂贵的学费？
太难的选择，太残酷的答案！
如果年轻人也是无奈，那又是谁，让农民的暮年如此凄凉？更甚于这眼前弯腰快步疾行的老人。
崇高的理想我是从来不曾有过的，连卑微的愿望也都很少有坚持。我的一生总是在东瞧瞧，西看看，哪里能混口饭吃，就姑且在哪里偷生。
幼年的我希望去公社粮站谋个位子，好吃几顿饱饭，或者偷偷带点给家人。
然而这个愿望很快就被我抛弃，因为我见识了公社的拖拉机。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拖拉机是生产队里请公社的拖拉机来犁田，这家伙犁起田来比牛快多了，一上午就犁翻了一大片，太神了。幼小的心灵对这机器充满了敬意，至今还是蛮喜欢呼吸那柴油的味道。驾驶员的真实名字我是不知道的，只记得别人叫他的外号：白鸡公。虽然这外号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笑，但我那时可是十分渴望自己将来能够成为白鸡公的。这样既可以帮家乡犁田，又可以开着拖拉机去县城看看，说不定还能顺便在县城吃到妈妈经常提起的美味油粑粑。
后来听说农村的孩子只要考上大学，抑或只是个中专，也能像公社粮站的胖子一样吃上国家粮，于是驾驶员的梦就被慢慢遗忘。父母天天在耳边念叨着谁谁谁考上了大学，谁谁谁考上了中专，那时的我被念得热血沸腾。
考什么样的大学呢？还是考个军校吧，将来当个将军，披着军大衣，戴付墨镜，挂着手枪，带着警卫，指挥着千军万马，那该是多牛气的呀。可惜，个子太矮！只好又改理想，立志当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上师范大学的愿望是实现了，只是大学三年级去实习时，才发现自己口音太重，语速奇快，普通话严重不达标，大部分学生听我讲课时不知所云。算了，算了，还是考个研究生自个儿研究去，免得误了人家子弟。
研究生又是如愿考上了，研究三年，背了不少英文单词，看了不少英文教材，只是总觉得自己的观点，都被前人写成了文章，到底是没能写出一篇论文。如此研究，又如何下去呢？罢了，罢了。也许我只是当官的料！自己干不了啥事，管人总该行吧。
研究生毕业，谋得某市一区长秘书的职务。每天为领导，为同事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照着总书记的报告起草区领导的讲话稿，一心一意准备当个科长，继而处长，继而区长…….。只是没过几月，就深感力不从心：八股文好念不好写，马屁好听不好拍。从兵到官的路，看来太崎岖，太漫长，还是走为上计。
职业虽然很多，但除掉农林牧副渔，可供我选择的实在有限，只怪我大学里学了个绝大多数人听都没听过的专业：教育学。
于是天天捧着报纸的招聘专栏，希望能找到我的下一个理想。
也许是爷爷奶奶在天堂的保佑，居然被一家著名的外企看中，从此沦为小小的买办。为了生存，十几年如一日，为美帝国主义辛勤地劳作。
理想我是没有的了，就这样苟且偷生着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