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豆瓣作者"laststore"关于《十月围城》的影评
2010/02/04 00:08 | Author:xiaogao ]
向作者致敬！
唯有进步值得信仰
——十月围城的评论
2009-12-18 10:49:57 来自: latstore
现在是2009年，华丽丽的建国六十年，荧屏与荧幕上都充满了DANG单方面的回忆与歌颂，按照我老爹的总结就是：全面展示我们如何弄倒国民党。
今年秋天，我陪朋友一起看赫赫有名的献礼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她从小到大是个好孩子，学习好，思想好，行为积极上进，党员，国家机关从业人员，不看毒草，不听靡靡之音，更不会有丝毫反动思想。
我们一起看到影片中的瞿恩就义，孙淳叔叔一边喊着口号一边倒下。我朋友哄笑起来嗤之以鼻：真假，太假了，你说是不是？！我说不是的，虽然你不相信，但是当时这位瞿恩的原型叫做瞿秋白，他的确是唱着国际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死掉的。DANG今天很操蛋，并不代表所有信仰这种主义的人都很操蛋。
从什么时候开始，连好孩子们也开始什么都不相信。
不相信有人会为了主义而慷慨赴死；
不相信有人会大公无私舍身取义；
不相信有人立志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
执政者将自身的理想与主义抬得越高，我们所感受到现实的就越荒谬，实用主义君临时代，娱乐精神空前风行。
文革时，家乡有青年在街头打闹嬉戏，高喊着：你们敢打革命爷，你们敢打革命姐。至此，“革命”再也不是一个神圣的词语，它完全沦为一个笑话。
我们还没开始建构，就已经开心地拥抱解构，我们还没开始做梦，就已经嘲笑理想，我们还没学会相信，就开始提防欺骗。最终我们打倒了神圣，最终我们热情地拥抱庸俗，最终未能建筑起自身核心价值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以大量物质享受来弥补空虚与维持稳定，我们被忽悠太久，产生最大恶果不是我们笨了，而是我们奸诈了，我们谁也不相信包括自己。
关于舅太爷，一段遗落的史料
2010/01/09 23:40 | Author:xiaogao ]
我小时候跟王秉文太爷的兄弟王国山太爷打交道比较多。当时三太爷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的身体还很硬朗，甚至可以说是，俊朗。三太爷总是穿着一套深蓝色的中山装，笔挺的身材，高高的鼻梁，双眼炯炯有神，很帅！别看舅太爷站出来比当时一般的退休干部更像退休干部，可舅太爷家里穷得响叮当，几个儿子的境况都不太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经常赶早摸黑地出去给人家红白喜事送锣鼓唢呐作营生。我听父母说，三太爷年轻时陪自己的弟弟王秉文去黄埔军校读书，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当了团长，但解放前夕，由于担心自己在故乡的家小，自顾自跑回家来，只到了长沙，就遇上程潜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他一到家就被抓了现行反革命了，家里的财产都被抄了，一直养尊处优的太太和儿子们，病的病，死的死，活下来的也是四体不勤，连养活自己都难，在集体中又受到排挤，从此生活一落千丈。奶奶还记得，我爸出生办十朝酒的时候，三太爷的太太还来吃酒了的，爸爸在农历八月里出生，那时的王太太穿一袭茄色的腊梅装（旗袍），还戴了狸毛披肩，好贵气的咧！
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三舅太爷（王国山）曾经让我帮他整理一段史料，是关于他和他的兄弟王秉文在黄埔军校的经历，以及后来参与淞沪会战的抗战历史。他要把这个材料递给县政协，希望政府可以给一些补贴。在三太爷的讲述中，他多次提到了宋希濂，也提到了孙殿英，当然偶尔还提到蒋中正……可惜当时我太不专心了，三两下给老人家应付了一篇材料递上去，后来还果真拿到了八十多块钱一个月的补贴，可惜舅太爷没能享受多少年就已经过世了，但那几十块钱对于老人家并没有那么重要，最让他安慰的是，自己的一生，不是百分百地打成反革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曾经的抗日经历还是得到了政府的认同。
王国山舅太爷回到了家乡，历经磨难，成为一袭草民，活到八十八岁，清贫而平静地度过了余生。而王秉文舅太爷，不知在解放前的哪一年回来过，此后直到1988年才又回到家乡，有专门的小汽车接送，住的是当时县里最好的招待所，在省和县统战部门的陪同下，在老屋匆匆驻足，又去参观了当时县里最为骄傲的工程——马迹塘低水流电站。当时妈妈作为亲人的代表参加了全程的陪同，姐姐也有幸和舅太爷握手、聊天，后来还书信联络。而我在学校出不来，只听妈妈和姐姐讲得我心驰神往去不成好生遗憾。
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
2010/01/05 15:55 | Author:xiaogao ]
作者在2003年已经过世了，虽然当时互联网在美国已经兴起和普及，但待那时作者已是垂暮之年，他若晚生十年，或者又长寿十年，看到今天互联网欣欣向荣的景象，可能就要改写这本书的后半段，把对电视媒介强制娱乐大众的批判，改为对互联网全民互动娱乐的反思了。
因为，虽然在互联网年代，人们并没有被强制，但人们照样喜欢娱乐。
当印刷时代的林肯和杰弗逊们在林边空地上演讲的时候，他们用很书面的言语，像哲学家般系统性地为侧耳倾听的大众灌输他们的观点，而观众则怀着严肃甚至是神圣的心情，来聆听他们的救世良方。到了被波茨曼批判的电子传媒年代，人们在电视里看着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片段，脑子被时而严肃时而娱乐时而悲惨时而喜庆的事情迅速地刷过一遍，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或者留下了在各人的现世生活中不曾经历的某种体验。无论如何，电子媒体最大的意义是，时间没有那么百无聊赖地被打发过去，或者说，一种完全空白的无聊被另一种声色充盈的无聊所取代。波茨曼认为，人们会在这样声色充盈的无聊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从而娱乐至死。“像赫胥黎所说那样，人类将死于自己热爱的东西。”
可是，波茨曼一直没有谈及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喜欢娱乐？为什么电视传媒强制传播的年代正在更迭成另一种可以由大众主动参与的传播时，娱乐之风更甚？林肯杰佛逊们可能想不到，他们的晚晚辈奥巴马会用一些叫twitter和facebook的东西，来为自己聚集支持者，而且大功告成。
奥巴马为什么会赢？并不是因为他树立了多么的权威，而是这些很草根的互联网传播手段，让他比电视时代的总统竞选人们更有机会放下身段，走进真正的普罗大众，让大家更容易近距离地、平视地了解他。
说到这里，终于要点到我想说的这件事——人们为什么喜欢娱乐？
在印刷媒介的时候，读书是人们很重要的娱乐方式，但它是有门槛的，首先必须接受教育，必须识字，这就已经把一大部分人关在了门外。因此，古代的平民有平民的娱乐方式，说书、唱戏、杂耍……这些方式只需要会听会看。他们没有娱乐至死，而是历史必然地丰富了我们人类所沉积下来的民间文化。
电视媒介即是如此，他只要会看会听，而不需要识字，因而它降低了使用和理解这种媒介的门槛，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它的传播受众，并从中获取信息与欢愉。
互联网媒介则更丰富地包罗了读写视听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而它现在所要做的，只是进一步再进一步地简化电脑的使用门槛，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操作电脑来使用它。
不管是电视媒介，还是互联网，它都只是一步步地让传媒更广泛、更容易地接近了普通人，并且一步步为普通人所用，纯粹的消遣或是实现某种功用。
当媒介一步步放下身段，变得为普罗大众所用时，我们会发现，社会的矛盾有一定程度的消融，在批判学派的角度，这的确是统治者意识形态主导的力量，但同时，从另一面，人们的确由于接受到普及、流行、通俗的信息而有了更多的共识，更多的主体意识，从而消除了内心的被压迫感。
总统是离普通人很遥远的事情，但当人们可以从电视上看到总统本人时，他或许刻意包装和假装过的形象会让人们产生亲近感，而当人们follow着他的twitter的时候，这种亲近感就更甚。在这个政治娱乐化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民众被愚弄，而是民众有了自己观察和判断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政治权威、学术权威、娱乐权威，都被民众撕破了或随时可能撕破着那一层权威的皮，被民众“搞”过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和人，权威的人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西装革履或珠光宝气上电视讲话或表演，他们也无一幸免地需要吃喝拉撒睡。而反过来，每一个普通人，在电视镜头或者在互联网上用某种方式不懈地张扬，他也一样可以成为名人，获得“成就”。
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喜欢娱乐的理由既不是因为贪欲，也不是因为懒惰，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公平意识，对平等的追求。
虽然波茨曼前辈说了娱乐至死，虽然更老更老的范仲淹老先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是，请不要把娱乐妖魔化。仔细想一想，娱乐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东西，它不仅正在跟工业农业一样创造着GDP，而且没有什么可以像它一样，可以把人类稳定在一种和平共处的状态，让人民免去许多烦忧。
难道我们大多数的人，不正是企盼和平与平等的生活吗？
其实真的难得有几本书可以让人一看放不下，一口气读到底，并且难以忘怀。从去年秋天，野孩子送给我那本《追风筝的人》，在帕米尔的旅程中，一路在阅读中感动，并遭遇种种与这本书相关的巧合。到今年秋天，野孩子告诉我，那位叫卡勒德.胡塞尼的旅美阿富汗人的新书出了中译本——《灿烂千阳》，这是去年秋天以来的第二本，让我放不下，且不能忘怀的书。
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已经有很多，封面上那些书商们的营销之辞，还是很诚实的。
与《风筝》相比，作者的情绪更冷静。在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情节流动中，故事脉络清晰显现。没有繁复堆叠的情节和渲染放大的情绪给阅读带来累赘，于是，我的阅读体验也少却了许多心潮澎湃，然而，作者带给你的冷静思考，会让你落泪，那不是情绪的触动，那是良知之泪。
“一年年秋去冬又来，几个总统在喀布尔上任又被谋杀；一个帝国入侵阿富汗又被打败，旧的战争才结束新的战争又开始。”“但玛丽雅姆从没留意，从不关心。她躲在自己心灵的一个遥远角落，独自度过了这些岁月。那儿是一片干旱贫瘠的土地，没有希望，也没有哀伤；没有梦想，也没有幻灭。那儿无所谓未来。那儿的过去只留下这个教训：爱是使人遍体鳞伤的错误，而它的帮凶，希望，则是令人悔恨莫及的幻想。”
五十年代出生的玛丽雅姆代表了阿富汗人极致的苦难，及心如死灰后的麻木：“无论什么时候，若这一对剧毒的两生花开始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玛丽雅姆就会将它们连根拔除。她把它们拔起来，还没拿稳就赶紧将其掩埋。”
而1978年出生的莱拉，代表了尚未破灭的希望。那些善良的人们，对梦想中的美好生活，并没有太高的期望。他们只希望有安全，有亲人，有粮食，可以自由地思维和梦想。就像莱拉在得到塔里克已经死去的消息时，“双手无力地垂在大腿上，眼神迷茫，任由自己的思绪翻飞”，那思绪翻飞到的，只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麦田绿油油，流水很清澈，有爸爸在合欢树下看书，有塔里克双手交叠在胸前睡午觉，而她，“在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古代石头神像的凝视之下做着美梦。” 
然而，每一个喀布尔的家，都随时生活在火箭炮的威胁中，家园变成废墟，麦田变成荒芜，随时可能失去的亲人，被布卡包裹起来的女人躯体，被禁令囚囿起来的女性灵魂，失去了思考与梦想的权利，甚至连那些代表着异教信仰的古代的石头神像，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是战争与疯狂专制统治下的人民的悲哀，更是人类良知的悲哀。如果卡勒德.胡塞尼，阿富汗的这一颗良心，小时候没有跟着爸爸逃到了美国，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人，去反思在疯狂战火中的阿富汗平民的命运。可是无论哪一场宣称正义的战争，无论哪一个冠冕堂皇的政权，始终没能改变这个国家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阿富汗人唯一不能战胜的，是他们自己。”
我对文学的理解一直有些古板，有些教条主义，我想真正伟大的作家，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要充当人类的良心，以爱与良知，去关注、剖析和陈述人类的命运，去唤醒人们已麻木或已迷失的内心。我想卡勒德.胡塞尼就是这样的作家，他出生在1965年，还只是四十出头，我预期他和他过去以及未来的作品，将会影响这个时代，并会在文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记。
China与“羌人”
2007/05/23 11:16 | Author:xiaogao ]
前一段时间读了一些关于上古历史的杂书，其中有本《华夏探秘》，里面探讨了“China”这个词的n多种可能由来，没有一种特别有说服力。其中又提到了华夏族形成的过程，在上古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华夏族，更没有汉族的概念，只是生活在这片地界上的许多部落，部落之间有的形成了部落联盟，有的通过战争，一些部落臣服于另一些部落，于是渐渐形成了“族”和“国”。在另一本书《山海经的智慧》中，甚至还提出一种观点，在上古的概念表述中，“人”并不全指我们现在所指的人，而可以指很多种生灵；而“国”也非现在的国家概念，而是某种生灵聚居之地。例如山海经中有狗国，有生活在水泽中的鱼头人身国，看似奇异，实则上古概念与当今概念理解之差异所致。
书上用大量翔实的中外史料论述了关于“China”一词最早被西方使用的年代，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我突然觉得，China是不是“羌人”的音译呢？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是由禹的儿子启建立的，禹是部落联盟以禅让制产生的首领，而禹所带领的部落，正是羌人的一支。因此，也可以说，夏朝是羌人建立的，那么当时人们把自己称为“羌人”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也没有找到太多的论据来证明它，说说玩玩罢了。
以下转载赵无眠文章《南人与北人》：
看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有点儿沉重。
记得当年叶辛写的《孽债》也是类似的题材，当时的感受已然觉得很沉重了，而其远不及《姨妈》的沉重。
叶辛写《孽债》的时候，那一代人尚在中年，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回城引起的抛夫（妻）弃子之后的怨愤与冲突。
而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这一代人已渐渐步入老年，失业与贫穷都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孤独，那种力不从心之后的孤苦无依，那种亲情离散，人情冷漠中的孤立无援，那种被命运、被社会潮流所抛弃和愚弄的，嗜骨揪心的孤独。
被政治大环境所捏弄于指尖的个人命运，是如此的轻，轻到无权去反抗，无力去更改，无奈去随流，无心去怨恨。
CCTV-11又在播《西游记》，我这个人看电视剧非常的小儿科，眼下的热门剧集我都不了解，也没兴趣，但西游记不管看多少遍，只要有得看，我都能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我喜欢孙悟空，我对孙悟空的喜欢从会听故事会看连环画开始，一直未曾改变过，在看书籍《西游记》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他，而当86版电视剧西游记播出之后，我心目中有了一个具体的形象，我还曾经一度爱上了六小龄童扮演的孙大圣，我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嫁给他。
原以为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对这些神话故事可以一笑置之，谁知，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一样打动我，没有一个人物可以像他那样，那么集中地诠释着正义、善良、勇敢、是非分明，这些为人最可爱的美德；同时还拥有超自然的神力，而不是像凡人一样只好无奈地苟且偷生。
然而长大的人毕竟是经历的多了，以前光是崇拜无所不能的孙大圣，现在看到的，他的人生，更多是黑色幽默式的英雄气短。而吴承恩，这个没有像曹雪芹那样被那么多人追捧然而我认为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他对现世深刻的洞察、伟大的想象力、化深刻的隐喻于看似童真幽默的故事……都让我一生崇敬！《西游记》所隐喻的中国世象的潜规则，从古至今也未曾有实质性的改变。
迷恋《西游记》的另一个副作用（在这里没有贬义），就是让我产生了深深的西域情结。西域是一个像爱情和青春一样令人揪心的词，他代表着理想、行走、和时间的流逝……或者，还远远不止这些。每次想要去旅行，除了向西，向那意念中的荒僻之地，我的心很难被别的地方牵动。
终于，去了，又去了，在那片土地上踏足，一切都那么具体而清晰，闭上眼睛，亦触摸不到历史。
回来，读一些西行的书，真正值得我崇敬的人不是孙悟空，是玄奘，因为他才是真实存在过的那一名伟大的行者。从书中回味和想象曾经走过或者望一眼没有走过去的那些路，感觉它离自己又近了一些——可那究竟是什么？
是理想与追寻吗？
读过或正在读的与西域相关的书：
《西游记》 吴承恩著 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或岳麓书社版本
《大唐西域记》 玄奘著 中华书局 文言文，通读是困难的，只有具体对某一段行程作了解的时候，节选来看才可以稍微轻松点。
《万里无云》 书云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 书云先后毕业于北大和牛津，在英国从事电视编导工作，她冒着中亚战乱的种种危险，追寻玄奘的西行足迹，写出此书。
《去楼兰》 杜培华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电视编导，拍摄专题片《楼兰》，此书算是她的拍片手记，内容深度远胜于专题片，但她的思考有头无尾。
《走出西域——追寻马可.波罗的足迹》 (英)C . D. 卜禄士 一名英国上将，1898-1915年在中国英租界作警官，他在西域的探险旅行手记。
《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富汗的人悲剧命运……尽管与宗教无关，但我仍为佛教在中亚的衰落而扼腕怜惜……
（深夜未眠时，爬将起来，从书柜里随手抽取了一本，居然是——《楚辞》，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的，青色封皮的仿线装，手感柔软，有一种沉朴的书香味。翻书的声音呗儿呗儿，催人入睡。想想端午将至，此时读读屈子的诗，倒是蛮应景。）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这是屈原的《天问》，从头读到尾，他问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天地的形成，问到朝间的八卦绯闻，即使到两千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够读到他孩子般的好奇与求索，却又怀着愤青们共通的愤怒、迷惘与沮丧的心绪。
他在前面几段问的问题，是对宇宙玄黄的求索，“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我小时候也经常会想这些问题，我们后来学到的答案，基于当代科学的研究发现；而他的知识和疑问，似乎大多源于山海经，这是一本令我着迷却看不懂的书。他像个孩子一样发问——“伯强何在？”——风伯伯你在哪里呀？甚至还带着些八卦心态——“女歧无合，其焉取九子？”——女歧之神没有结婚怎么就整了9个孩子出来呢？
后来他开始触及历史上的人与事——“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同时，从天文地理到神话传说，依然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疑问。突然，屈子笔锋一转，开始追溯历史，直至现实，从禹到启，从启到桀，从桀到纣，再问及周代历朝天子。他对历史的追溯，依然从八卦开始——“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维嗜不同味，而快朝饱？”他问的是夏禹与涂山女在桑间野合而怀上启的事——他们俩是因为情投意合呢？还是为了繁衍后代？或者仅仅图一朝之欢娱？
写到这里，老头回来了，要去做饭了。这篇关于屈原的八卦文章很好玩，和各位分享。
（ZT）屈原之死的真相：踏勘在政治谋杀的现场
诗人之死，眼下已成了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而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从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此人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而其中的唯一证据，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越，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但已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怀沙》可能是一篇根据他的自杀传说而时候炮制的伪作，因为其中的话语并不符合屈原的既定模式。
如此一来，以现代侦察学的立场看，屈原的死因就变得非常可疑。为什么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嫌疑，如他的政治仇敌令伊子兰、（人妄）臣靳尚等等，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由于过分爱戴花花草草，身上整天佩带香茅，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花草，颇有龙阳癖之风，因而被猜疑为是个同性恋者，并与另一位年轻诗人宋玉有暧昧关系。但这些推断终究缺乏充分的证据。他的情诗对象多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这无疑就是有力的反证，显示屈原所关切的仍然是与异性的交往。
代号“湘夫人”的女子，无疑在屈原的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对她产生了狂热的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活政治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这三项条件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其实这也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的一厢情愿。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分歧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看《离骚》）。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为了防止屈原与因与郑袖的暧昧关系而卷土重来，其政敌派出了武功高强的杀手，以期彻底消灭这个流亡者的肉体，从而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舟船夺路而逃。这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角逐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的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恰好也是另外一个遭到迫害的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其中，米饭象征着他的肉体，粽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中，则象征着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
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