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说河南新郑市某公司在国家森林公园里弄了个华夏祖龙的旅游建设项目，该项目5年前就开始了，后因故停工，去年又重新开始。从报道的画面里看，这条祖龙已经基本成形，只是还没完全建成而已。

一堆水泥砌成一条龙的样子，实在没有什么太过特别之处，居然引起各大媒体的关注，听说是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审批。当地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说他们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东西，这个违章玩意儿完全是企业行为，与他们没有半点干系。

这个企业咋就这样糊涂？在咱们中国，哪个领导不喜欢签字，签字之前领导们当然一定会亲临现场考察一番，顺便吃喝一下，娱乐一下，再拎走一些土特产啥的。好不容易得到了领导的签字，那理所当然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奠基仪式，奠基仪式上毫无列外地得请上当地各个政府部门的领导来，在高价请来的美女模特映衬下，讲上几句“发展才是硬道理”之类的真理，然后轻轻地剪个彩，带走一袋纪念品。当然这时也要花一些叫做“车马费”的小钱，请上几个便宜的媒体记者来拍个照，录个像，在报纸电视上播一下，让广大老百姓知道这个伟大的工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鼓励下终于开工了。莫非这个愚蠢的公司就不懂这些起码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居然胆敢没有得到当地领导的同意就擅自搞了这么个东西，看来是应该好好报道一下，看今后还有那个企业还敢这样糊里糊涂。

不过后来中央电视台采访了这个“糊涂”公司的“糊涂”老总，那个老总看来还是明白一些事理的，事先他请了不少当地的领导去考察，去开研讨会，并且当时也得到了这些当地领导的大力支持。这都有当地政府的文件为证，也有很多领导们参加研讨会或者现场考察的图片为证。不幸的是那些领导们都得了高度传染的健忘症，没有一个记得他们曾经去过那地方考察过，研讨过，更加不记得还为此发过什么文件。如此一来，这个公司看来是麻烦大了，已经投进去的数千万资金必将是血本无归的了。

这也难怪这些当地领导健忘，哪个不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辈子勤勤恳恳地吹牛拍马，不就是为了捞个一官半职，好在老婆孩子面前抬得起头，在同学朋友面前挺得起腰。现在媒体报道这样多，中央又是反腐倡廉抓的紧，万一要是因为这条祖龙给降职了，受处分了，那这余生咋混啊，难道去这祖龙公园守门去？诚信管个鸟用，还是乌纱帽来得实在一些。

依我来看这个公司的老总还是一人扛着这件事情比较好，你把这么多地方领导供了出来，将来如何在这地方混饭吃啊，这些地方领导不把你往死里整才怪呢。如果你一个人扛着，领导们也许会记得你这次舍生护主的英勇行为，或许你将来还有翻身的机会。再说，这次泡汤的钱不全都是国家的吗？你一个人着啥子急吗？咱们国家地大物博，除了给老百姓看病吃饭读书没钱之外，这样的小钱还是亏得起的。

公司最近给我安排了一个培训：由公司一位资深的总监每月给我讲一个主题，通过一对一的沟通方式来提高我对一些管理问题的理解。主题一共有12个，其中一个是“孙子兵法”和现代管理。

看来“孙子兵法”是越来越流行了，连我们的这些外籍老板们都开始研究了，真为我们拥有一位这样的祖先而骄傲。

老外的确应该好好地学习一下“孙子兵法”，因为大部分老外都很笨的，不懂得人与人斗的基本方法，更不用提孙子的36计了。老外们居然借了银行的钱不但要还本，而且还要还利息的，根本不像咱们中国企业家们一样，把贷款减去回扣就当成企业的利润了。老外们一定得按照法律去交税，死活就不懂请税务局的同志们去洗浴中心按摩一下，去海鲜酒楼痛饮一下，然后在纳税时再灵活一下。在损公肥私方面，老外们那可以说是胆小如鼠了，连报销个电话费也得乖乖地把私人电话给主动地划掉，要是咱们国企的老总，那是恨不得把一家老小全部生活费用都拿到公司来报销了。

如此愚蠢的老外，如果不好好地学习一下“孙子兵法”，那怎么可能在这残酷的竞争中保全自己，免得自己被对手三下五除二地整垮了之后还不明白输在哪里。

至于我们中国人，我倒是觉得没必要学这个东西了。我们中国人比老外聪明多了，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是“孙子兵法”。如果再专门花些时间去研究这本书，那就会比孙子还孙子了。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有13亿孙子，或者少说一些，有1亿孙子，那将是如何的人与人斗的壮观场面啊。

不知国外有没有出版过教人学会如何愚蠢的书，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必须好好拿来研究一下，正如老外们要学习“孙子兵法”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多一些诚信，多一些纪律，多一些和谐。少一些孙子兵法，少一些计谋，少一些灵活变通，那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如果老外学啥，我们也跟着学啥，那是自卑的选择，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承认自己的缺点，用行动去改善，那才是自信。

近日从网上看到一条有关深圳的新闻：公安机关公审一批卖淫嫖娼者，围观者约千人。再留意一下照片，那些卖淫嫖娼者都戴着口罩，估计围观者是看不清他们/她们的真实面目的。

我也曾经是个好奇的围观者。第一次是大队里开斗争大会，批斗一位李姓地主。寒冷的冬天里地主夫妇衣衫褴褛，穿着一双草鞋，低着头，胸前挂着一快牌子，牌子上写着：地主分子李XX。名字上面画了个大X，就像后来死刑犯名字上面的那个。大会发言的主要是生产队长，发言的内容我已基本忘记，只记得其中一条是批评这地主夫妇不思悔改，把家肥藏起来不交给集体。

第二次是围观一位犯了流氓罪的医生。那医生被五花大绑，双手捆在身后，胸前照例是块写着名字的牌子，旁边是两位持枪的公安人员。那次围观的人很多，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一为看看这流氓长成啥样，二则看看这场面会有多大。我更多地是对那持枪的公安人员感兴趣，那制服，那大盖帽，还有那枪都让我好奇与羡慕。现在看起来这医生最多也就是利用职务之便，乱搞男女关系而已，但在文革时候，这可是了不起的丢人的犯罪。

第三次围观是读高中时学校组织的，大约是在1982年，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县城里的不少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穿着喇叭裤，留着八字胡，或者偷人钱财，或者强奸妇女，我们那里给这类人取了个很怪的名字：水老倌。那次公安机关抓了一大批“水老倌”，在我们学校操场上召开公审大会，大部分都给毙了，剩下的听说是发配到了新疆那个不毛之地种庄稼去了。后来我去新疆旅游，发现新疆有不少地方风景优美，不知这是否也有我那些“水老倌”老乡们的功劳。

自此之后，就没有听说或参加过公审大会了，想想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进步。犯人虽然有错，但还是个人，给他们惩罚的同时，多少得留些人的尊严与面子。

却不知深圳公安突然又使出了20多年前的老招。难道这公审能解决当今中国卖淫嫖娼的难题。我看这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我们高超的医术让中国的男人越来越多，而女人越来越少，这么多光棍男人如何解决生理需求，莫非去勾引别人的老婆，抑或强奸别人的女儿。二是因为当下的官员太好色，无论哪个当官的，只要一出事，一定就会被发现作风堕落，包养情人，出入声色场所。官越大，情人年纪越小，数量越多。俗话说的好：“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差异只是当官的用公款，而群众就自费；当官的要求年轻漂亮，而群众只要是女人就行；当官的恨不得天天来，而群众只能偶尔来（哪有那么多钱呀）；当官的有人看门把守，而群众就得冒点风险。三是这卖淫嫖娼是公安机关创收的绝好渠道，每次抓到一对，每人罚款5000，立马就是10000元的收入。如果公安机关动真格的，把这卖淫嫖娼100%给杜绝了，那公安机关的奖金从哪里来，没有了奖金，那谁愿意出生入死地干公安这活呢？

这些道理，他们一定是明白的。

想来想去，我估计是年底到了，他们总得干点事情，要不局长的秘书们如何去写他们的年终总结。

只是苦了那卖淫嫖娼的，还好都戴着口罩。

高中3年应该是我求学18年中最让我怀念的时光了。

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接待我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她一手摸着我的头，一边感叹道：你个子怎么这么小呀？那时我才1米42的身高，差不多是现在小学五六年级男孩的水平。大约一个月后，不知是啥原因，我们的班主任就换成了一位严厉的上了年纪的男老师。

我们班的同学大都很怕这位新的班主任。一方面是因其严厉，另一方面是因其对我们的检查总是出其不意。记得刚开始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们还以为班主任没有在教室，可以趁机聊天睡觉，或者看看小说杂志，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想法太错了，班主任总是会在某个出其不意的时候，躲在教室后面的窗口那里观察谁在聊天睡觉，谁在看课小说杂志，等到基本看清楚了，他才从教室前面的门进来，然后把那些没有认真学习的同学一个一个地叫到前面站着，直到晚自习结束方可离开。这一招很灵，同学们除了规规矩矩地看书做作业之外，轻易不敢干别的事了。

生活老师更加严厉。如果哪个同学的被子或毛巾没有叠得像解放军的豆腐块那样整齐，那一定会被他扔到宿舍楼外的地上；如果哪个被他发现在该排队的时候去加塞，那一定会被他拎着耳朵抓到队伍外面站上半小时。他的勤奋让我们没有懈怠的机会，每天得老老实实地整理床铺，挂好毛巾，把牙缸牙刷摆成一条线，规规矩矩地耐心排队。毕业后不久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当时我还是很有些伤感，不为他的严厉，而是为他的敬业。

物理老师更是个出奇敬业的人，个子不高，四十来岁却头发花白。每堂课从开始到结束，他总是在不停地讲，不停地写，不停地提问。即使下课的铃声响了，他还是滔滔不绝，并且总是在给我们留下一大堆的课外作业后，才赶在下节课上课铃声响之前匆匆离开。那时大家是挺有些讨厌他的，他的勤劳耽误了我们多少游戏的时间。毕业后每次同学聚会，谈起他时居然丝毫也没有了讨厌的感觉，倒是多了很多尊敬。

第一学年我们就餐时是8人一桌，统一的饭菜。饭是每桌一盒，菜是每桌2至3盘。那米饭虽然已经被分成8份，但厚薄不一，谁先取饭，谁就取了那厚一些的，后来者只好吃薄的了；菜则连分都没分，全看谁吃得快，谁就可以多吃一些。由于这个原因，每次从教室到食堂，大家都是百米冲刺。我个子太矮，哪里跑得过那些牛高马大的同学，但我也有一绝招，吃起来特快，这样我虽然在米饭上吃点亏，但总能在菜上占些便宜。第二年就改成了各自买各自的饭菜，百米冲刺是不必的了，但我这狼吞虎咽的习惯，却再也没有改变过，直到现在，吃起饭来依然给人风卷残云的感觉。

读高中时家境依然不是太好，偶尔还得穿着大姐留给我的衣服，那时还不懂得衣服有男式和女式之分，只要有得穿也就满意。后来有一女同学写作文时说我老穿着女式海军蓝外套，我才明白衣服居然还有男女之分，自此之后我是再也没有穿过女式服装的了。

高中升学考试的英文成绩我不幸地排在全年级倒数第一，每次上英文课是我最痛苦的事，老师讲的东西基本听不明白，提的问题基本无法回答，作业基本靠抄，考试基本靠蒙。英文老师是个细高细高的老头，脾气很好，每次当他问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时，我一定会大声回答：没有听明白。他先是叹口气，然后又把刚才的内容重复一遍。他的耐心让我感动，于是把初中的英文课本拿出来，重头自学。每次作业或考试发生的错误就记录在一个本子上，每天拿出来翻翻，免得下次考试时又错。三年的努力没有白费，高考时我的英文居然考了95分，在全年级也是最高的，以至于上大学后还有一些落榜的同学写信问我学习英文的秘籍。

由于大部分同学都是住在学校，和初中时候相比，同学之间多了很多在一起的机会。除了一起上课之外，还得一起吃饭，一起游戏，一起睡觉，慢慢地各自就有了各自的朋友圈子。我那时候的朋友有四位：二位男同学，二位女同学。我们五个人中不管谁买了什么零食，一定会记得给其他四位留下一份，不管谁遇到了什么困难，其他四位也一定会鼎力相助。那种友谊让我永远永远怀念！可惜的是大学毕业后其中一位女同学没有了消息，绝决的原因是她和我们其中的一位男同学有了一些感情上的误会。不知独自一人远嫁他乡的她现在可好？不知时间有没有带走她曾经的怨尤？不知她是否也会偶尔怀念那段美丽的时光？不知何时才会有五人重聚的机会？

走在大街上，偶尔见到愤怒的群众们东一拳头西一脚地收拾着小偷，心里总会油然而生出一丝庆幸，自己那么漫长的小偷生涯咋就没挨过这揍呢？

总结一下自己10多年的小偷历史，发现那全部是和嘴巴相关。还是4，5岁时，就已经盯上了母亲藏在柜子里用于招待客人的零食（主要是些豌豆，南瓜子，或萝卜干之类的农村土产）。母亲出门前一定会把柜子上锁，但我又总是能搜寻到她藏在家里的钥匙，每次打开柜子，只偷上一点点，尽量不让母亲发现她的家当有啥子变化，这样才能常偷不懈。熟话说得好：家贼难防啊。

稍大之后，就已不满足于只当家贼了，那是邻居家的果树惹的祸。一到秋天，各式水果相继成熟，每次经过人家的果树都得盯上半天。到了晚上，就联络几个伙伴，趁着朦胧月色，爬到人家的果树上偷起了水果。偷人家的东西远比偷母亲的零食来得困难。一般有水果的人家一到水果成熟的季节，就特别地警觉，我们得等到很晚了才能动手，动手时还得蹑手蹑脚，唯恐声响太大，警醒了主人，抑或主人家的狗。

不过智者千虑，总有一失。一个晚上我和两个伙伴去另一同学家的桃树上偷桃，由于我个子不高，就让他们上树摘，我则在树下接。偷到一半，来了另外一伙小偷，没等我们发现，他们就叫开了：有人偷桃啊，有人偷桃啊。听到叫声，树上的两个伙计急忙跳了下来，飞一般跑了。我口袋里满是桃子，哪里跑得过他们，被主人追上。开始是死活不肯承认，可惜争辩之间，有桃从口袋中滚出，弄得我哑口无言，只好乖乖地把偷来的桃子归还给主人。第二天那主人的孩子说要把此事报告给老师，我急中生智，威胁他说：“如果你说我偷了你们的桃，那我就去告你偷了我伯母家的李”。不知那小孩是否真的偷过我伯母家的李子，反正他后来是没去老师那里告我的状了。

上了初中，每天上学就是起早摸黑，这为我的小偷活动带来了便利。一路上人家还在睡觉，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人家的菜园子里摘些黄瓜，菜瓜之类的东西，反正只要可以生吃的东西我都不会放过。如果东西太长，口袋装不下，那就插在腰上，边走边吃。此外，初中学校附近的镇上有不少好吃的东西。那时我父母还没有零钱的概念，父亲的钱又不知藏在哪个角落，只好从家里偷些大米，去小摊上换些零食。

高中时候学习十分紧张，没有太多时间从事小偷这一副业。直到上了大学，才又重操旧业。同室有一青岛籍同学，每次开学就从家里带来各式各样的零食，看到他吃，我是口水横流，但又不好意思张口。于是只好等他上自习时，从他床头的零食堆里取上两颗高粱饴糖或一块饼干。那高粱饴的味道，时至今日还是意味深长，可惜是我后来走遍中国也已无从买到了。

读研究生以后，开始有了些收入，嘴馋时可以自食其力，于是小偷的习惯也就丢了。

感谢上帝，我偷了10多年，居然没有因此被人揍过，也没有因此被警察抓住而至于身败名裂，阿弥陀佛！草草此文，权当是我的忏悔吧！